据传世的古代玺印，印章等，多数出于古城废墟、河流和古墓中。有的是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，也有在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，而当时发动机惯例，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，而官吏迁职、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。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，以及吉语印、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，而不是实品。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，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，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，也被流传下来。随着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审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，刻回文印的式样已不再受姓名的限制而扩大了。西安篆刻印章
唐代公印，首先，出现了“宝记”“朱记”等新的印章自名。其次，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，鼻钮升高，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。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，完全演化为橛钮，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“千牛府印”。第三，印背多刻楷书印文，如唐“武夷县之印”背款刻“武夷县之印”5字，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。第四，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。金建国之初，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、宋官印。正隆元年(1156年)海陵王金朝官印，追缴袭用之辽、宋旧印。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(1149—1189年)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，公印铸造精工，外观平整光滑，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。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，如少府监、礼部、尚书礼部、行宫礼部等。右侧刻铸印年及月。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。如公元1200年的金“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”，印台左侧面刻“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”，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“永安五年闰二月”，左侧刻造印机构“礼部造”。 四川永字牌印章刻刀隋代继秦代之后，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。
在汉字书法中，篆书由于具备很强的装饰性成为印章艺术的主体至今不衰。但秦汉以后，随着书体的演变篆书已不是印章使用的的书体。除了唐宋的隶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，在魏晋时代就出现了隶楷入印的先例。清以来的篆刻家亦好尝试以今体 (隶、楷、行草 )入印，其中不乏佳作。由此使我们认识到，印章艺术的体现并不限于某一书体的使用，关键在于章法、书法、刀法的高度运用能力。斋馆印：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，书斋命名，并常以之制成印章。唐李沁有“端居室”一印，约为此类印章的早者。
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，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。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，或谈艺或品味，读之令人神往，发思古之幽情。所谓“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”，不单是指印文，而且也适合款识，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妙感觉，同样引人入胜，唤起我们不尽的联想，带给我们无穷的意味。印谱是印文以及款识的载体。钤拓精美的印谱不仅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其中的佳作，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。印谱的钤拓，在清道光之前，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，并不墨拓款识，直到西泠印章艺术昌盛繁荣的晚期，才有林云楼以拓碑帖的方法为赵之深墨拓印款，置于印谱后面。如对方爱好藏书，可送藏书章;如对方热爱书画创作，则除了送落款姓名章外，还可以送引首章。
印章，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，一般印章都会先沾上颜料再印上，不沾颜料、印上平面后会呈现凹凸的称为钢印，有些是印于蜡或火漆上、信封上的蜡印。制作材质有 金属、木头、石头、玉石等。秦以前，无论官，私印都称“玺”，秦统一六国后，规定皇帝的印独称“玺”，臣民只称“印”。汉代也有诸侯王、王太后称为“玺”的。唐武则天时因觉得“玺”与“死”近音（也有说法是与“息”同音），遂改称为“宝”。唐至清沿旧制而“玺”“宝”并用。汉将军印称“章”。官印一般比私印大，谨严稳重，多四方形，有鼻纽。西安篆刻印章种类
书法作品上是否盖引首章要看需要而定。西安篆刻印章
铜印章印钮的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如寿星、佛像、龙凤、狮子、瑞兽、螭虎、蒲牢、生肖等等，铜印章作为中国印玺文化的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和重新认识它的价值。匠刻印章，不可用於书画上，需用艺术篆刻家，所刻石章比较好。普通印泥，不适用于书画上，要用八宝印泥。盖二印，距离不可太远太近，相隔一个印距离正好。盖二印，印文，章法，刀法各异，不可匹配。要用相同刀法所刻印章。画上不可题打油诗，一来识者奚落，二来作品就贬为低俗。西安篆刻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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