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夏（1038—1227年）是由党项族建立的，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，但与汉字完全不同。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。，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，宋辽金元亦莫能外，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。第二，隋唐以来，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，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，笔画极粗，而且使用边框。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，印面安排匀整饱满。第三，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。其中二-二字的“首领”印多，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。“首领”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，与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。第四，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（有的还精确到日）和机构。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，不记月日，更不见铸印机构。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，这在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。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“上”字，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。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，印章普遍有所增大。西安倚天斋印章雕刻
传世的古代玺印，多数出于古城废墟、河流和古墓中。有的是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，也有在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，而当时的惯例，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，而官吏迁职、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。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，以及吉语印、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，而不是实品。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，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，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，也被流传下来。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般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。印文笔画细如毫发，都出于铸造。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，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，文字有铸有凿。官玺的印文内容有“司马”、“司徒”等名称外，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，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。印章批发印石就找成都倚天斋工贸有限公司。
钤印，要慎视位置。一幅作品，总有虚实、疏密之处。密处不够紧凑，可用印章补之；疏处如觉空荡，可借印章充实，宛如挪动小小的“秤砣”，使画面均衡熨贴。款尾姓名、字号章的位置要安排精到，若题款下留有空白，则钤在署款之下；若无空白，宜左不宜右。款尾印章要保持适当间隔，既忌拥挤，亦防松散。一幅作品同时钤用引首章和压角章，忌排放在一边。压角章宜放在左下角，与引首章成对角之势。一枚精美的印章，如果没有质地细腻厚重光洁的印泥，就不能将其风神充分地显现出来，效果就会大为逊色。一般说，大字多用殷红印泥。小字多用朱红印泥。尤其在字帖黑底上钤印，则必须用朱红印泥。值得我们细加品鉴和赏析。
在汉字书法中，篆书由于具备很强的装饰性成为印章艺术的主体至今不衰。但秦汉以后，随着书体的演变篆书已不是印章使用的的书体。除了唐宋的隶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，在魏晋时代就出现了隶楷入印的先例。清以来的篆刻家亦好尝试以今体(隶、楷、行草)入印，其中不乏佳作。由此使我们认识到，印章艺术的体现并不限于某一书体的使用，关键在于章法、书法、刀法的高度运用能力。斋馆印：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，书斋命名，并常以之制成印章。唐李沁有“端居室”一印，约为此类印章的早者。印章的美学价值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：印章的艺术美和印章的材质美。
一般情况下，印章文字的排列顺序都是从上到下，从右至左的。读印文的时候，也是按这样的顺序来读。但有些单姓双名的人，在排列印文时，不愿将名字分拆开一个字排在右下方，另一个字排在左上方，于是就将名字连起来，排列在左边，把“印”字放到右边的姓字下面，形成了从右到左，再从左到右的逆时针回旋排列的特殊式样。古人印章的款识，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和学习借鉴模式。初学刻款，也要从临刻开始，待掌握刀法、风格后，才能进入创作练习。随着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审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，刻回文印的式样已不再受姓名的限制而扩大了。北京篆刻印章哪家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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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初百废待兴，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。不久重铸公印时，印文多嵌“新”或“新铸”字样，以区别于五代公印，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“东关县新铸印”等。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，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。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，以后印边逐渐加宽，如989年铸“拱圣七都虞侯朱记”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，达0.1厘米。到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铸“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”，印边已宽达0.3厘米。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，而是直接铸造，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。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。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，标明铸印年月，如“东关县新铸印”背凿“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”。中期以后，在刻凿年款的同时，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“少府监”的名称。如“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”。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，背款中“少府监”遂为“文思院”取代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靖康之难后，宋代官员仓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遗失。南宋又重铸公印，不过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号以别新旧”（《宋史•舆服志》）。西安倚天斋印章雕刻
